海洋占全球面積的70%，80%的生命生活在其中，她為人類提供了60%的氧氣，吸收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和全球90%的多余熱量；目前全球海洋經濟規模已是第七大經濟體，到2030年前，規模將比目前增長3倍，創造1310萬個就業機會。
另一方面，全球平均每年產生4800億個塑料瓶，并且還以每年3%-4%的速度增長，未來10年內，海洋中的塑料可能比魚還要多；2030年前，全球人口將達到85億，魚類食品安全將成為更大挑戰。
擺在全球人類面前的是，海洋污染、過度捕撈等問題愈演愈烈，我們該以何種可持續的方式來促進海洋發展，政府、機構、民間又該以何種方式保護海洋生態文明。
12月9日，在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2017年會上，國內外海洋保護專家圍繞著“全球海洋治理與生態文明”展開了討論。
政府
保護海洋環境與各國未來發展息息相關。如何減少船只對海洋的污染，減少捕魚業對于海洋的危害，如何提高海洋儲備，成為各國政府面臨的重要課題。
聯合國大會第71屆會議主席湯姆森建議，各國政府應該取消所有的捕魚補貼，進而遏制過度捕撈現狀，積極推進人類和海洋之間的共存和可持續發展。
國合會委員、澳大利亞環境與能源部常務副部長普拉特介紹澳大利亞政府的海洋管理經驗，他表示澳大利亞管理海洋的工具是設置海洋保護區，澳大利亞海洋保護區是全球第二大的海洋保護區，大概占澳大利亞三分之一的海域面積。“在保護區內，會依據海洋生物種類的不同，劃分成不同的區，并制定不同的管理方案。”
其實在保護海洋環境方面，中國也一直作出自己的嘗試和努力。中國國家海洋局生態環境保護司副司長霍傳林表示，關于海洋管理，中國國家海洋局提出“三個聚焦”，第一聚焦促進海洋經濟發展，第二聚焦推動海洋生態文明建設，第三聚焦深度參與國際海洋治理。
“我們還沒有充分意識到對于海洋的使用，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生產、如何消費。”國合會委員，意大利環境、領土與海洋部可持續發展、歐盟與國際事務司司長拉卡梅拉表示，世界各國政府很關注增長，但卻忽視了關注長期質量。
在全球治理海洋環境方面，國合會副主席、挪威氣候與環境大臣赫爾格森建議借鑒巴黎協定的經驗，對不同的挑戰制訂不同的目標，對不同的目標采取相應的行動，同時達成對海洋資源的共同承諾。“雖然框架并不一定和巴黎協定一模一樣，但是經驗是值得借鑒的。”
中國農業部漁業漁政管理局副局長韓旭在會上表示，為了保護環境，在解決吃魚難的問題上，中國不是靠捕撈解決，而是靠養殖漁業來解決的。目前中國的漁業不僅解決了中國13億人口吃魚的問題，還可以做到每年有400萬噸魚出口。
湯姆森對中國的海洋政策表示了肯定。他認為，中國是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的重要國家，中國對于海洋保護也做出了非常大的承諾，并希望能繼續貫徹執行。
機構
在治理全球海洋環境方面，除了各國政府的監管執行外，世界各地的科研機構、海洋智庫成為另一大海洋生態保護的有生力量。他們普遍認為，先進的科學知識和完善的治理機制對于治理海洋污染問題至關重要。
國合會委員、挪威極地研究所所長溫特認為，人類要想在使用海洋資源和保護之間實現平衡，就需要以生態為基礎進行環境治理，這是整個海洋生態體系是關鍵所在。而科學和知識是否能夠被整合起來用于海洋環境的治理顯得非常重要。
此外，“整體意識，對于保護海洋也很重要。”世界經濟論壇海洋項目主任德聶瑞認為，聯合國有一系列組織和機構，比如IMO負責全球船只，但目前這些組織是一個支離破碎的狀態；同樣在一個國家，有漁業、環境、海洋等不同的部門，但所有部門都在各自為政，解決自己的問題。他認為，從整體的角度分析問題，從全球治理的角度解決問題很重要。
當然，除了要有一個全球整體治理的機構，還要加強完善運行機制。在機制建設方面，聯合國環境署海洋事務主任斯文松表示，重點是希望各國政府有政治意愿，與包括私營機構在內的各類非政府組織進行合作，把學術界、研究機構整合在一起，保護海洋環境。
作為一個人口大國和海洋大國，中國必須找到一種新的可持續的模式，解決海洋垃圾問題。“如果中國能在這個方面扮演全球領導角色，對中國和全球都是機遇。”國合會副主席、聯合國副秘書長、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索爾海姆說。
民間
在保護海洋生態方面，民間力量一直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參與話題討論的各方不約而同的表示，人和技術是保護海洋環境的關鍵因素。
國合會委員、美國環保協會總裁戴芮格(Diane Regas)指出，全球海洋業長期面臨過度捕撈的危害，保護海洋最關鍵的是人和技術，而且人是主要因素。
“不管是出于食品安全，還是從生活的角度，保護海洋環境，都需要調整人的行為。”戴芮格說，他們邀請加拿大、墨西哥等地區的漁民，參觀他們的行為對海洋帶來的影響，以期改變他們的行為，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對此北京巧女基金會總裁董策認為，漁民們不捕撈就不能生存，單靠教育很難禁絕過渡捕撈行為。“主要還是讓過渡捕撈的漁民有新的生計，并且比他目前收入不會少”，比如建立生態旅游民宿雇傭這批漁民。
除了人這一要素，戴芮格認為還可以通過技術制止過度捕撈。比如，利用遍布全球海洋的漁船監測海洋生態的實時環境變化，確定本區域的計劃捕撈量，進而達到防止過度捕撈的目的。
智漁可持續科技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韓寒表示，政府未來可以借助移動互聯和物聯網技術去監督和管理，這也是全球海洋將來的治理模式。“技術讓我們可以與海洋進行更好的互動。”
韓寒表示，作為關注漁業可持續發展的民間組織，希望能夠通過連接企業、養殖戶、公眾和政府，配合中國的漁業管理改革。同時希望通過數據驅動中國水產品上下游行業的藍色升級，讓中國優秀的養殖技術經驗走出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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